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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T-I小鼠：用明确抗原特异性解析CD8⁺ T细胞应答
OT-I是C57BL/6背景的T细胞受体转基因工具，其CD8⁺ T细胞主要识别由H-2Kᵇ呈递的卵清蛋白肽OVA₂₅₇–₂₆₄（SIINFEKL），适合研究抗原识别、胸腺选择和细胞应答。
基因信息
本文使用常用名OT-I，也常写作OT-1；它不是完整规范品系名称。
| 项目 | 已核实信息 |
|---|---|
| 物种及背景 | 小鼠；C57BL/6背景，经典H-2ᵇ环境 |
| 遗传改造 | 两个共同导入的重排鼠源TCR α链、β链表达构建，属于转基因插入 |
| 受体组成 | 常用检测标记为Vα2、Vβ5；对应重排Tcra和Tcrb序列 |
| 识别对象 | OVA₂₅₇–₂₆₄肽SIINFEKL与H-2Kᵇ形成的肽–MHCⅠ复合物 |
| 主要细胞 | MHCⅠ限制性的OVA特异CD8⁺ T细胞群，不是CD4⁺ T细胞工具 |
| 遗传状态 | 应记录实际转基因状态及复合基因型；本品系本身不包含Rag1或Rag2缺失 |
| 插入与拷贝 | 不将构建示意当作精确插入位点或拷贝数图；未核实的细节不作设计参数 |
品系简介：把“识别什么”变成明确变量
普通小鼠的T细胞具有多样化受体，某一种抗原特异细胞通常只占其中一部分。OT-I通过引入已重排的TCR α、β链，使较多CD8⁺ T细胞具有可预期的抗原特异性，便于把细胞变化与指定抗原呈递联系起来。原始研究利用这一受体系统分析胸腺阳性选择，后续工作进一步确认其MHC限制性及选择特征（Hogquist et al., 1994; Clarke et al., 2000）。
关键识别单位是“SIINFEKL–H-2Kᵇ”，不是游离OVA蛋白或单独的MHC分子。CD8参与MHCⅠ相关识别，而TCR的抗原特异性仍由受体与肽–MHC的相互作用决定。OT-I不自带OVA抗原，携带转基因也不意味着T细胞已被激活或已经具备相同效应功能。
构建方法
该品系采用经典TCR转基因路线：取得已重排的鼠源TCR α链和β链表达构建，共同导入小鼠胚胎，建立可生殖系传递的转基因品系。引入的是具有确定识别特性的受体序列，不是通过定点敲除某个免疫基因获得OVA反应性，也不是将两个内源TCR位点完整替换（Hogquist et al., 1994）。
常用α链包含Vα2相关重排，β链包含Vβ5相关重排；表达后参与TCR复合体形成，并在适宜的MHC环境中影响T细胞选择。构建图只表示“受体序列—转基因建立—特异性细胞”的概念路线，不展示未经序列确认的完整调控元件、串联方式或基因组断点。
应用领域
| 科学问题 | 主要读出 | 适用条件与边界 |
|---|---|---|
| 抗原呈递与交叉呈递 | OT-I细胞激活、增殖及后续功能 | 同时考虑抗原形式、呈递细胞及H-2Kᵇ；短肽刺激不能单独证明完整抗原加工 |
| CD8⁺ T细胞启动和分化 | 活化标志、分裂、细胞数量、细胞因子或杀伤功能 | 各终点分开测定；结合共刺激及微环境条件解释 |
| 胸腺选择与耐受 | 胸腺细胞组成、受体表达和外周细胞群 | 选择依赖肽及MHC环境，体外和体内结果不必完全相同 |
| 过继转移与细胞追踪 | 供者细胞的分布、存留、扩增与状态 | 另配已验证的来源标记；OT-I本身不是荧光报告鼠 |
| 模型抗原相关免疫研究 | 指定OVA体系中的免疫终点 | OVA是模型抗原，阳性结果不能直接外推到所有天然抗原或人类疾病 |
Kurts等（1996）用OT-I与组织表达OVA的体系，提供了组织相关抗原可经外源途径进入MHCⅠ呈递的证据。该应用说明细胞可作为识别读出，但不能据此将任何OT-I增殖都判为交叉呈递；还需排除直接肽负载等替代解释。
功能表型与使用条件
| 观察内容 | 已有证据或条件 | 判读重点 |
|---|---|---|
| CD8⁺及受体相关标记 | C57BL/6相关环境中形成OVA特异、MHCⅠ限制性的细胞群 | 不用“所有T细胞均完全相同”替代实际分群（Clarke et al., 2000） |
| 抗原应答 | 具备正确肽–MHC及相应激活条件时可观察特异应答 | 受体存在、初始活化、增殖与杀伤是不同层次的证据 |
| 胸腺选择 | 不同MHC变体及肽环境影响选择结果 | 不将特定复合基因型的结果套用于所有背景 |
| 免疫细胞组成 | TCR谱受到转基因影响，与普通多克隆小鼠不同 | 不宜作为免疫系统完全等同野生型的通用健康对照 |
该品系是免疫学工具，不能为其编写固定“发病月龄”或疾病症状表。未额外交配Rag缺失等位基因时，内源受体重排机制并未被本转基因自动关闭；需要依据实际基因型及细胞检测判断受体组成。
使用要点与模型局限
首先区分OT-I与名称近似的OT-II，以及普通OT-I与Rag缺失、CD45差异标记或荧光标记的复合版本。后者的细胞组成、可追踪性或宿主适应性可能改变，不能只凭“OT-I”简称合并结果。
来源检测可结合CD8、Vα2、Vβ5及适当的肽–MHC多聚体，但单一受体链标记不等于完整特异性或功能验证。过继转移还需用独立供者标记区分宿主细胞，同时查看比例和绝对数量，避免把比例变化直接解释为细胞增殖。
起始抗原特异细胞频率会影响应答动力学及分化。Badovinac等（2007）的原始研究表明，TCR转基因细胞前体频率可改变多个应答特征。因此，不能默认高频同特异性细胞体系等同于自然多克隆应答，也不应将不同输入规模的实验直接比较。
对照随问题设置，可包括无相应抗原、无关肽、不同呈递条件及匹配背景细胞。把遗传背景、转基因状态、细胞来源与初始状态作为独立信息记录，再联合表型和功能读出作结论。
参考论文
Hogquist, K. A., Jameson, S. C., Heath, W. R., Howard, J. L., Bevan, M. J., & Carbone, F. R. (1994). T cell receptor antagonist peptides induce positive selection. Cell, 76(1), 17–27.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0092-8674(94)90169-4
Clarke, S. R., Barnden, M., Kurts, C., Carbone, F. R., Miller, J. F., & Heath, W. R. (2000).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ovalbumin-specific TCR transgenic line OT-I: MHC elements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lection. Immunology and Cell Biology, 78(2), 110–117. https://doi.org/10.1046/j.1440-1711.2000.00889.x
Kurts, C., Heath, W. R., Carbone, F. R., Allison, J., Miller, J. F., & Kosaka, H. (1996). Constitutive class I-restricted exogenous presentation of self antigens in vivo.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, 184(3), 923–930. https://doi.org/10.1084/jem.184.3.923
Badovinac, V. P., Haring, J. S., & Harty, J. T. (2007). Initial T cell receptor transgenic cell precursor frequency dictates critical aspects of the CD8⁺ T cell response to infection. Immunity, 26(6), 827–841.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immuni.2007.04.013